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正是这个伟大革命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伟大飞跃。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决策，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征程。
解放思想成为改革开放先导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个凡是”方针的提出，严重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左”的指导思想不能得到根本纠正。对此，邓小平等老一辈革命家多次提出批评，倡导实事求是。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公开发表掀起了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这场思想解放运动，为作出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实现伟大的历史转折作了必要的思想和理论准备。
1977年冬天关闭11年之久的高考考场大门重新打开。1977年冬和1978年夏，高考参试总人数达1160万人。高考制度的恢复，不仅成为许多人命运的转折点，而且也成为一个国家与时代发展的拐点。1978年，发表于《人民文学》第1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使陈景润这个名字家喻户晓，激励人们走向科学和知识的春天。当年3月，在全国科学大会上邓小平所发表重要讲话，澄清了长期束缚科学技术发展的重大理论是非问题，掀开了科学技术事业发展的新篇章。科学技术事业发展受到全社会高度关注，对随之而来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产生了深远影响。
十一届三中全会与党的工作中心转移
1978年11月10日至12月15日，党中央在北京召开了一次长达35天的工作会议。会议原计划讨论经济方面的问题，但陈云等老一辈革命家明确提出，首先要解决历史遗留问题，要在真理标准问题上进行讨论，确立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由此改变了会议原定的议程和内容。在会议闭幕式上，邓小平发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讲话。这篇讲话，实际上是随后召开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主题报告，成为“开辟新时期新道路、开创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理论的宣言书”。
1978年12月18日，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隆重召开。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冲破长期“左”的错误的严重束缚，批评“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充分肯定必须完整、准确地掌握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高度评价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组织路线，决定从1979年1月起，把全党的工作着重点和全国人民的注意力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拉开了改革开放的伟大序幕，实现历史性的伟大转折，标志着党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伟大觉醒。
完成拨乱反正任务
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至1982年底期间，党和国家有步骤地完成拨乱反正任务，解决了新中国成立以来许多历史遗留问题和实际中出现的新问题，基本完成了各方面社会关系调整工作。一批有经验、有能力的党员干部重新走上工作岗位。团结一致向前看，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生动局面基本形成。
1981年6月《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在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上经过审议并一致通过。《决议》对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28年历史进行了简要回顾，对新中国成立以来32年的历史作出了基本总结，从根本上否定了“文化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错误理论。《决议》正确评价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坚决维护了毛泽东思想的科学体系，强调要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统一思想，团结一致向前看。决议深刻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教训，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逐步确立的、适合我国情况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正确道路的主要点，做了10个方面的概括和总结，初步提出了在中国建设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科学指明了新起点上中国社会主义继续发展的前进方向。
调整经济政策与农村、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探索
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鉴于国民经济中一些重大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的状况和经济工作中急于求成的现象的出现，党中央先后召开了中央政治局会议、中央工作会议和五届全国人大四次会议，制定“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八字方针，开始对国民经济进行调整，提出了以“提高经济效益”为中心发展国民经济的具体措施。通过经济调整，从1981年起，主要经济比例关系逐渐趋于合理，长期存在的积累率过高和农业、轻工业严重滞后的情况有了根本改变。
经济体制改革，首先在农村取得成功。由于多年来农村工作中“左”的政策影响，“文化大革命”结束时，全国还有2.5亿人没有解决温饱问题。面对严峻的农村经济形势，许多地方大胆进行了农村改革探索。1978年夏秋之际，安徽遭受百年不遇的特大旱灾，中共安徽省委作出了支持“借地度荒”的决定，在“借”字的启发下，安徽省凤阳县小岗生产队等一些地方和农民自发实行包干到组或包产到户责任制，这种“包干到户”简单易行做法在多地进行了推行。党的十一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和1982年党中央批转的《全国农村工作会议纪要》，则为农村体制改革打开了政策大门。在党中央大力支持下，各种形式的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迅猛发展，包产到户、包干到户的“双包”责任制迅速推广。1982年，我国农业获得少有的大丰收，农村面貌出现了可喜变化。
农村改革的率先突破，为其他领域的改革作出了示范、积累了经验。1978年7月，一场打破“铁饭碗”的改革悄悄在广东清远氮肥厂试行，取得成功，时任广东省委第一书记习仲勋总结的“清远经验”震动全国。1979年4月，党中央决定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大型国营企业进行扩大企业自主权改革试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逐步在全国推开。
推动对外开放和创办经济特区
20世纪70年代，世界科技日新月异，给各国发展创造了机遇。1978年10月10日，邓小平在会见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新闻代表团时，明确使用了“开放”一词，提出是向世界各国学习的时候了。在1978年，我国共有12名国务院副总理率团出访国外约20次，共访问了全世界51个国家。邓小平也在此期间先后出访了日本、新加坡。各代表团、考察团回国后，也纷纷提交报告，建议在借鉴西方先进发展经验的同时，加快引进国外资金和西方先进技术，更好地促进我国经济建设，推进我国现代化建设。
在1979年4月中央工作会议期间，邓小平听了广东省委负责人关于在毗邻港澳的深圳、珠海和汕头开办出口加工区的建议，赞同这一设想，认为这是一种新思路，是中国实施开放政策、促进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突破口。两个多月后，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的对外经济活动给以更多的自主权，扩大对外贸易，同时决定在深圳、珠海划出部分地区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将“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同年8月批准在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设置经济特区。在来自全国各地的建设大军的艰苦努力下，经济特区快步发展，成为引进外资和先进技术的前沿地区。创办经济特区，是坚持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的实践创新，在体制改革中发挥了试验田作用，在对外开放中发挥了重要窗口作用。与此同时，党中央还依托有利的国际环境，通过积极引进利用外资、改革对外贸易体制等重大举措拓展了对外开放。
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为适应新形势新要求，针对严重妨碍社会主义优越性发挥的种种体制弊端，党中央深刻总结历史经验，进一步酝酿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采取了恢复设立中央书记处、恢复和发展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恢复被取消多年的党的纪律检查机构、下发《关于高级干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规定》、出台《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实行干部退休制度、设立中央顾问委员会等一系列重大举措，规范了党内政治生活、解决了干部新老交替问题，为推动改革开放提供了组织保障。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三年多时间里，经过全党全军全国各族